中山大学EMBA讲座: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历程和前沿问题

日期:2018-08-01 14:54:38

2018年7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敦华做客中山大学哲学系谦之名家讲坛,主题为: “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历程和前沿问题”。讲座在锡昌堂515会议室顺利举行,哲学系师生100余人参加本次讲座。讲座由倪梁康教授主持。

赵敦华教授首先提及奠立中大哲学传统的朱谦之先生所著《中国哲学于欧洲之影响》和倪梁康教授主持的西学东渐研究,指出哲学研究一大要旨是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他认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在文化融合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方哲学的处境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三大趋势。本土化(indigenization)、处境化(contextulization)、本色化(incultrualization)是描述文化交流的不同术语,各有其严格含义,不可混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深入扎根,不仅是处境化,而且是本土化,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可谓中国化(sinicization)。

中国传统哲学一方面要保存传统本色,另一方面要适应中国现代处境,故而是处境化和本色化的结合。西方哲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与原产地一样,只是研究主体与表现方式不同,因此是处境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比,西方哲学的处境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如其程度之深,但三者不是独立平行,而是相互交织,同步同时进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受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开启和促进。

讲座现场
赵敦华教授认为西方哲学的处境化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共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900年至1930年,代表人物为严复、梁启超、马君武、章太炎。1900年以来的西学引进已不同于19世纪末,黄见德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即认为,这一时期开始是最有自觉意识和全面意义的西学东渐。在赵老师看来,这是要从文化上改造中国,因为文化决定国民性格,所以引进先进的西学,最终发展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第二阶段自1931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划分的依据首先是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政治背景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同时一批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回国,如贺麟、韦卓民、严群、郑昕、洪谦、徐梵澄、谢幼伟、陈康等,和早先回国的冯友兰、金岳霖、张颐以及曾在日本留学的张东荪等对西方哲学的引进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东荪等开始撰写一些贯通中西的哲学著作,译介方面有陈康的《巴门尼德斯篇》,郑昕的《康德学述》,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和徐梵澄的《苏鲁支语录》等。与第一阶段的欧美各国哲学多元化并进不同,此一时期德国哲学影响占主流。国民党想借用德国的影响力,有战国策派鼓吹,共产党方面,唯物辩证法通过苏联当时辩证法问题的讨论中的德波林学派了解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希特辩证法的关系。

第三阶段自1950至1977年。建国以后苏联的哲学史研究模式占全面主导地位,日丹诺夫划分的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成为哲学史叙述的主线,联共党史三章四节被奉为圭臬。这一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罗网密织,但也并非铁板一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离不开西方哲学的支持。50年代召开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会,冯友兰、贺麟、陈修斋参会,会上指出日丹诺夫的主张不符合实际。1957年6月7日大鸣大放最后一天,洪谦在人民日报发表《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随后反右和反右之后,洪谦的主张实际上被采纳。1964年筹建外国哲学研究所,80年代洪谦任所长,熊伟任副所长,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并立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主流。这一时期在翻译翻译马恩全集的同时,作为马克思思想来源的黑格尔也受到重视,黑格尔的主要理论著作被翻译出版,西方哲学中译术语成了中国哲学界的“普通话”。

第四阶段始自1978年,这一年中华哲学史年会在芜湖召开年会,批判日丹诺夫的哲学史模式,拨乱反正,解放思想,1957年保存的火种开始蔓延。自此迎来西方哲学研究的繁盛期,可谓“百花齐放,全面开花;百家争鸣,论题众多”,至今不绝。
在综述了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四个历史阶段后,赵敦华教授评述了当前西方哲学研究的九个前沿问题:

一、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赵敦华教授指出,中国哲学传统中经和史的分野不可避免的渗入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关注哲学史还是哲学问题,做思想家还是学问家,始终存在张力。学界长期存在据史论史、将史料编纂当创见的集体下意识,当前很多研究者主张二者结合。赵敦华教授把史料之实和问题导向类比康德所说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没有文本依据的思想是空的,没有思想的史料是肓的,强调论从史出,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就问题作出讨论。

二、康德和黑格尔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可追溯到李泽厚70年代末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争论,虽说他要求回到康德的理由如今看来不能成立,但这个问题很重要。近30年来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显学,黑格尔的研究也得到推进,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发展仍旧值得辨析。甚至马哲界也出现了"以黑解马"还是"以康解马"的争议。

三、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被同行讥为“西马非马”,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联系的研究被当作“以西解马”,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同根同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西方哲学研究的助力。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也可从马克思的反思中受到启发。

四、西哲哲学术语中译问题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行,原本源自西方哲学的概念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普通话”。随着理解的深入,一些西方哲学概念是否需要重译开始产生争议,例如存在,是,先验,超验、超绝,唯心论、观念论,唯物论、物质论等译名的分歧。赵老师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用强求统一,翻译不同本就涉及到理解不同,在不同语境中,西方哲学概念意义有所不同,中译术语随之改变无可厚非。比如,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论世界统一性中的Sein的意思是"所是",而论《费尔巴哈》中论哲学基本问题的Sein的意思是"存在"。

五、中西哲学会通问题

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比如倪梁康教授在沟通现象学和唯识论方面做出贡献。2002 年德里达访华,称赞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但有思想,不受逻各斯中心主义规制,这一观点迎合了中国复古主义思潮,复古派不同于五四的保守派,当代复古派强调中国优于西方,主张不按照西方来的现代通用术语讲中国哲学,而是按照古语体系讲。按照他们的观点,中西会通已无可能。赵敦华教授认为,会通是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他者,是要在他者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缺点,而不是自我欣赏,自恋排他。
六、启蒙和现代性的评价问题
随着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盛行,反启蒙反现代性声浪高涨,新文化运动受到很多批评,被认为割裂传统,埋下文化大革命的种子。赵敦华教授批评了这种声音,认为他们把启蒙和传统对立,把民族性和时代性割裂,断章取义,拆解历史。
七、后现代主义的评价问题
西方批判启蒙的主力军是后现代主义。尼采用自由否定平等,用意欲取代理性,用艺术的浪漫反对制度的规范,成为后现代的祖师爷。后现代主义引进中国后,迎合了反科学实用、推崇艺术和美文的浪漫文人习气,又迎合了热衷于激进左翼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与反对权利平等的高贵精英的复古保守心态相呼应。但后现代主义并未超越时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解构不过是无本质、无结构、无真相的否定,建构性的“后学”在实践是无能的。在政治上,“后学”对资本主义激进的文化批判和心理批判不伤及社会制度的皮毛,不触及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实质,只是通过宣泄不满来安慰民众,换取对现实的承认和接受。他们貌似激进,实际上是新生的保守派。
八、政治哲学的左右之争
中国学界历来有借外国哲学张目的做法,自由主义借英美,保守派借欧陆,马列借苏联。本阶段的政治哲学照旧挟洋自重。在中国语境下的左右与西方左右并不对应。西方的左右都守护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西方主张国家福利的自由主义左派和主张市场至上的自由主义右派在中国的传人都被化为右翼,而反现代性的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同时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哲学的新左派,二者合流,共同批判现代性,反自由民主。
九、海德格尔与纳粹
这一问题争论已久。有的认为与纳粹的关联无损海德格尔的原创性与划时代的影响,有的认为他只是短暂介入纳粹,犯了普通德国人当时都会犯的过错,有的认为虽然过错严重,哲学家应该负有更大责任,但这些都是政治问题,应该和哲学分开。黑皮书出版后,情况有所变化,海德格尔的反犹立场可以确证。

方向红教授
报告之后,赵敦华教授回答了在场师生的问题。方向红教授提出,西方哲学的研究被定位为处境化,但很多中国词语已被西方哲学改变意思,例如经验、自由、民主、科学,有本色化、本土化的倾向,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影响是否已经走得比处境化更远?赵敦华教授认为,西方哲学的研究主体和翻译是处境化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比如,矛盾、实践是翻译过来的,但毛泽东的两论和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马恩没说过的,已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研究吸收了日本人的翻译,词语仍和西文对应,中国人讲和西方人意思相同,有对应关系,只要是在术语翻译和主体理解的范围,都还是处境化。
陈立胜教授
陈立胜教授提出,佛教中国化而变禅宗,但不占文化主宰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主宰中国,主体是马克思主义而非中国,中国化是否有不同类型?赵老师同意这个观点,认为佛教是本色化,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但中国化不一样,是全面吸收并成为主导,佛教进入中国还是佛教,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是放在中国化上面,在中国自己创造性发展,当然也未完全失去马克思本色。
张伟教授
张伟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哲学研究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超越处境化,达到本色化、本土化的程度?二是朱谦之曾论及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在欧美讨论中国哲学是什么维度?处境化、本色化还是只是汉学家的一点点兴趣?赵敦华教授指出,朱谦之借鉴了西方有人认为17、18世纪的西欧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看法,以伏尔泰、莱布尼茨、沃尔夫做例,他们只能说是借用,表达自己的启蒙主张,在启蒙运动中影响有限,当时茶叶、香料、建筑、丝绸等器物的影响可能更大,这些中国货引入欧洲,成为时髦,贵族热衷。中学西渐比我们西方哲学的处境化都要低很多。处境化的主体意识已经包括对中国问题的关切,是否进一步推进到本色化本土化,还比较遥远,有待观察。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应强调中西马三个方面要相互学习,西和马、中和西都有会通,中和马概念体系很不一样,西哲要作为中介,通过两两会通达到中西马三者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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